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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想到2
wanfanhua 发表于 2008-08-07 07:20:51
他们是敏感词汇的过滤者，整个系统维持正常运转的一部分工序。这里有系统的伦理悖论：执行者并不一定真心相信这些，也并不一定在乎这些，但在执行上他们是职业化的，具有军人素质，与其说是忠诚，不如说是因为知道恐惧——系统未必在意、接受者未必放在心上的东西，因为心理惯性（不如说对恐怖的惯性心理）而加以回避，这和古人的父讳多么相像！我们在意的，处处维护的，居然是一种没有价值，味同嚼蜡，可有可无的一丝空名，从前是父亲、皇帝的名字说不得，现在是“敏感词汇”说不得。究竟说不说得呢？不是这几个字说不得，而是“不能去说”，这已经成为工具者的强迫症了。就好像牛，你不鞭打它，它也那样卖力地干活了。
由此造成整个系统的职业化、病理化，在家说疯话，上台说官话。对于少数敢于入魔人士，他们是主流。中国人是多么聪明，知道如何微妙平衡空头制度的神圣性和实际操作的得益化，自古便有庙宇和江湖的说法，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物理空间，而是高度辩证统一于一身的重叠，双重性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堪称完美，也是一项民族特色。这和我们尊崇混沌，授于道教，模糊处世的流传有关。
一是意识形态的问题，二是关乎民生的经济，二者又是相连，可以看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互相作用。中国的发展，是因为看得见利益，强大的诱因足以冲破不能当饭吃的制度束缚，好比肚子饿的人管不了那么多吃相，温饱要紧。小康，乃至豪富，都是渴求温饱心理的持续刺激和变种。物理性代替了崇高的主观因素，这是任何社会谋求发展的最本质动力。
中国多良民，亦是两种系统并行不悖运转下的结果。处江湖，敢怨言；居庙堂，恐高声。这已经是多数国人的普遍心态，即不敢发表自己的声音。私下说说可以，尽管说，但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场所，人们便会修缮、矫正自己的声音，以符合仪制。这就是所谓铁屋子和无物之阵。因为你要反对的即是你要拥护的，你很难对实体开战，每个人都具有赞成和反对的两面性。譬如农民觉得小偷小摸其实没什么，只要不违反天（比如忠孝、贞节），因此手脚很难干净，这也是一种好客心理的反衬，既然你来了我这么热情地招待你，那么我也来揩一点你的油应该也没什么。这样的互动很难说能两厢情愿，或者一方内心是有腹诽，结果不是把腹诽变成了改革的动力，而是成为同流合污的自我说服的理由。
两相比较，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来得主要，比经济问题更源头更棘手。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每个系统都致力于立言，名和言都是意识形态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至少是绝对的正统。每年也会做一些修订，积累起来看就是巨大的变化。但这还不是新的范立，因为是一年年的东调西调，反而失去浑然之感，弄到今天大样不错，但总有一些古怪和不格，就像衣服改了太多，穿在身上已不是原来那件。那么，是继续改下去，还是穿新衣服呢？新衣服是穿别的款式，还是照式样再做一件呢？这个决定是由系统来做出，还是分配到每家每户呢？又由谁来监造、执行呢？
今天已经很难有马列主义老太太了。越是资格老的人，越有资格反动。情况是这样的。反倒是新暴发的或者大部分小民、蚁民，无法从制度上根源上给予一击，也不知道如何一击，而总汲汲于眼前的利益，反而容易控制。
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危机，就是你再缝补这面墙，都无法创造出真正具有价值的瑰宝，我是指艺术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领域的真材实料、无法替代弄假的创造。媒体的敷衍、文人的犬儒，使得中国的有识者竟成为“有眼不识”，甘当花瓶、不为玉碎、糊弄的心理普遍蔓延。糊弄这个词可谓多数人对系统的一种根本态度：我知道你假你空你不对，我不来拆穿你，不把你拉下台，我就应付你了事。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，很难有真正的作品诞生，也很难有生理的和心理的，社会的和个体的健康可言。
晚上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某国君主在战争和灾难之前的片段，一只邻国的猫装死逃出生天，在接收信件和古董的信箱里生下20只遗腹子。睁开眼听到楼下清早在出丧，传来妇人凄哀的哭吊，于是忽然想到这些。
由此造成整个系统的职业化、病理化，在家说疯话，上台说官话。对于少数敢于入魔人士，他们是主流。中国人是多么聪明，知道如何微妙平衡空头制度的神圣性和实际操作的得益化，自古便有庙宇和江湖的说法，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物理空间，而是高度辩证统一于一身的重叠，双重性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堪称完美，也是一项民族特色。这和我们尊崇混沌，授于道教，模糊处世的流传有关。
一是意识形态的问题，二是关乎民生的经济，二者又是相连，可以看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互相作用。中国的发展，是因为看得见利益，强大的诱因足以冲破不能当饭吃的制度束缚，好比肚子饿的人管不了那么多吃相，温饱要紧。小康，乃至豪富，都是渴求温饱心理的持续刺激和变种。物理性代替了崇高的主观因素，这是任何社会谋求发展的最本质动力。
中国多良民，亦是两种系统并行不悖运转下的结果。处江湖，敢怨言；居庙堂，恐高声。这已经是多数国人的普遍心态，即不敢发表自己的声音。私下说说可以，尽管说，但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场所，人们便会修缮、矫正自己的声音，以符合仪制。这就是所谓铁屋子和无物之阵。因为你要反对的即是你要拥护的，你很难对实体开战，每个人都具有赞成和反对的两面性。譬如农民觉得小偷小摸其实没什么，只要不违反天（比如忠孝、贞节），因此手脚很难干净，这也是一种好客心理的反衬，既然你来了我这么热情地招待你，那么我也来揩一点你的油应该也没什么。这样的互动很难说能两厢情愿，或者一方内心是有腹诽，结果不是把腹诽变成了改革的动力，而是成为同流合污的自我说服的理由。
两相比较，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来得主要，比经济问题更源头更棘手。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每个系统都致力于立言，名和言都是意识形态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至少是绝对的正统。每年也会做一些修订，积累起来看就是巨大的变化。但这还不是新的范立，因为是一年年的东调西调，反而失去浑然之感，弄到今天大样不错，但总有一些古怪和不格，就像衣服改了太多，穿在身上已不是原来那件。那么，是继续改下去，还是穿新衣服呢？新衣服是穿别的款式，还是照式样再做一件呢？这个决定是由系统来做出，还是分配到每家每户呢？又由谁来监造、执行呢？
今天已经很难有马列主义老太太了。越是资格老的人，越有资格反动。情况是这样的。反倒是新暴发的或者大部分小民、蚁民，无法从制度上根源上给予一击，也不知道如何一击，而总汲汲于眼前的利益，反而容易控制。
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危机，就是你再缝补这面墙，都无法创造出真正具有价值的瑰宝，我是指艺术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领域的真材实料、无法替代弄假的创造。媒体的敷衍、文人的犬儒，使得中国的有识者竟成为“有眼不识”，甘当花瓶、不为玉碎、糊弄的心理普遍蔓延。糊弄这个词可谓多数人对系统的一种根本态度：我知道你假你空你不对，我不来拆穿你，不把你拉下台，我就应付你了事。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，很难有真正的作品诞生，也很难有生理的和心理的，社会的和个体的健康可言。
晚上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某国君主在战争和灾难之前的片段，一只邻国的猫装死逃出生天，在接收信件和古董的信箱里生下20只遗腹子。睁开眼听到楼下清早在出丧，传来妇人凄哀的哭吊，于是忽然想到这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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